上面的。”

　　“依我看，上面把他们派到我们军，也就是镀个金罢了，跟着我们沾沾光，混一点功劳，然后很快就会调走的。”杨参谋长说。

　　“我也看过了，这个师的装备的确很不错，可惜的是士兵的训练实在不怎么样。以我的估计，他们如果面对日本人一个联队，最多支持半天时间。”高副参谋长发表自己的看法。

　　“算了吧，我们只要记住，那里都是一群大爷，我们谁都不要招惹就行了。”刘建业现在是真的没有办法。这个师估计属于那种烫手的山芋，谁都不敢接受，于是被何部长他们推到这里来了。在如何对待这些大爷的问题上，只要刘建业一不小心，估计后果不会很好。另外，以刘建业的估计，最高统帅可能也认为，只有把这个师交给像刘建业这样的本乡本土的人来带领，他才能感到放心。殊不知，这样一来，刘建业就被害苦了。

　　就在刘建业一边忙于训练部队，一边还要紧盯着暂编35师那群大爷的时候，华北的日军又有了大动作。

　　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，日军正面战场的进攻，在速度、锐气和威胁程度诸方面均较战略进攻阶段显著减弱。加之，八路军、新四军及其他抗日武装在敌后战场的牵制，以及国民政府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坚持抵抗，战争双方的战线保持了相对的稳定。日本侵华政策的重点逐渐向保守占领地转变。

　　为了摆脱困境，日本近卫内阁修正了原来“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”的立场，提出“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，更换人事组织，取得新生的结果，参加新秩序的建设，我们并不予以拒绝”之新方略，加紧对国民政府展开政治诱降活动。可是，面对日本方面的种种诱降活动，重庆方面始终没有作出日本方面所期待的反应。这让日本方面非常的恼火。

　　正当日本泥足深陷中国战场，亡华无期，进退维谷之际，其法西斯伙伴德国于1939年9月1日，突袭侵占波兰。接着，德意法西斯互为呼应，又取得了对英法作战的胜利。在法西斯“伙伴”暂时胜利的刺激和鼓舞下，1940年底，日本政府调整了中国作战指导方针，作出“必须迅速解决中国事变”的决定，要求“在1941年秋季以前，改变预定计划，不放松对华压迫，准备在夏秋之际，进行最后的积极作战，力图解决中国事变”。在此期间，竭尽一切手段，尤其利用国际局势变化，谋求‘中国事变’得到定局。”

　　为了实现这一调整后的政策，日本军方具体分析了中国战场的态势，认为“山西省由于西面有以延安为根据地的共产军，南面黄河两岸有中央军第一战区的军队活动，治安情况极为恶劣。河南、山东两省的治安也不稳定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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