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军第一线部队几经苦战，付出了高于香港作战两倍多的牺牲，于1月15日撤回到原驻防地。这次作战，动摇了一部分官兵的必胜信念。”

　　第九战区防守新墙河南和汨罗江南的第一、二线部队能够依托既设阵地逐次抵抗，给予日军以一定程度的迟滞和损耗；守备长沙的部队能够坚守核心阵地，以不怕牺牲的顽强抗击，将日军主力抑留于预定决战地区四昼夜，争取了外线部队合围日军的必要时间，这也是此次会战获胜的重要原因。

　　第九战区和多数担任堵击、截击以及追击兵团的指挥官在作战指导上忽略了控制渡河点，则是这次会战虽然获胜而并未能按照计划全歼日军或歼灭更多日军、却使其得以大部退回原驻地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如果担任堵、截和侧击的部队都像第79军预先控制了东山及磨盘洲等浏阳河渡河点，并炸毁了日军架设的军桥，使日军遭受重大损失而仍无法渡河，新20军通过积极主动的迂回进击，抢占日军渡江渡口的话，则被歼日军必将更多；如果担任追击的部队能事先考虑到追击路线，部署一定兵力，控制较多的渡河点，则可以迅速渡河紧追敌后，不使日军轻易摆脱，也必能给予日军以更大打击。相反，如暂5师由岳麓山追击溃败之敌，渡湘江、浏阳河、捞刀河时，只有一个渡河点，且未能预先准备，以致行进迟滞，遭受敌机轰炸而受损害。

　　尽管在这场会战里，中国方面的指挥作战，有着各种各样的错误和遗憾，但是无论从哪个方面上来讲，中国军队在长沙城下取得这次胜利，都是在此前的抗战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空前的大胜利。双方动员参展兵力之多，战斗之激烈，都是抗战历史上很少有的。

　　这次会战以后，日军第11军这支关内部队里唯一的战略机动作战力量，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，作为军主力的第三师团基本丧失战斗力，第六师团几乎被全歼，这让其他的日军部队深受震撼，许多官兵对于战争能否如日本所愿取得最后胜利产生了怀疑动摇。

　　中国军队为了此次会战的胜利，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。会战期间，第九战区位于敌后的各挺进纵队为了策应主战场上的部队作战，积极展开游击战，活动于临湘、蒲圻、咸宁、崇阳间广大地区，袭击日军后方勤务机关和破坏交通、通信，给日军行动造成困难。为了协同地面部队作战，日军第1飞行团动用了侦察第44战队、战斗第54战队和独立第18中队的50余架飞机支援其地面部队，给中国军队造成一定的伤亡。此时中国空军尚未恢复实力，作战飞机数量尚少。当日军败退途中被围困于福临铺地区时，中国空军第2大队从成都起飞9架轰炸机，至长乐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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