,这一个阶层稳定了,富裕了,李泽治下的朝廷便也稳固了。
过去的大唐的赋税主要来自农民,各种税赋几乎都压在农民的头上,农民吃饱肚子,便成为了他们最大的希望,至于富裕,是无从谈起的。而在过去的日子里,商税为朝廷所作的贡献,几乎是忽略不计的。因为做生意的,基本上都是权贵阶层,世家豪门。向他们收取重税,便等于是虎口拔牙。
而李泽,就是虎口拔牙了。
在北地,他打掉了所有的宗族豪门,横扫了旧有的权贵阶层,使得过去的统治体系完全被摧毁。
然后,他大力发展商业,为商人们开拓商路,寻找商机,提高商人们的政治地位。但同时,却又对商人们课以重税。
过去农民的负担,被完美地转嫁到了商人的头上。
可奇妙的是,商人们并没有对此怨声载道,反而乐此不疲。因为在新的政策之下,商人们赚钱的渠道更多了,赚钱亦更有保障了。过去的商人,一旦发家致富了,不但没有什么安全感,反而惴惴不安,生怕自己这块肥肉被权贵盯上而成为别人的口中食,但现在,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展现自己的实力。
只要你交清了朝廷应收的赋税,你便是官员们的座上宾。如果你在交清了赋税的同时,还能为乡梓修桥建路办学堂,那便是地方上的大善人,官员们会敲锣打鼓地为你送上匾额。
税务细则上把商人们应交的税收写得明明白白,没有了过去那些隐藏在地底下的额外费用,也没有官吏敢于对他们敲诈勒索。
看起来税收极重,其实细算下来,支出反而比过去要少多了。
李泽发展商业的思路,说白了就是将这块大饼子愈做愈大,同时正本清源,澄清吏治。
而让官吏们不敢造次的是,现在很多商人,都是义兴社的成员,有些甚至是重要成员,一旦地方官吏敢有什么不法举动,通过义兴社的内部渠道,很快便能上达天听。
一个义兴社成员的身份,便能让一个商人身价百倍。
义兴社在发展之初,想要加入异常简单,但现在,却是越来越难了。像钱彪这样身份的人,加入义兴社,还是得益于儿媳妇郑文珺的引荐。而这种引荐可不是没有代价的,一旦某个义兴社成员犯了事,收荐他的人,是要负上连带责任的。
李泽的执政思路,与过去任何一位执政的思路是完全不一样的。
他不在乎朝廷的府库里有多少钱,绝大多数时候,朝廷都是负债经营,动不动就要借钱过日子,但最奇妙的是,一旦朝廷开口借钱,不管是钱庄也好,还是那些身家丰厚的大商人也好,都恨不得自己能借得越多越好。
这是一个信用问题。
有借有还,再借不难。更何况,每一笔借款,都有着丰厚的回报,虽然比起民间借贷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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